红色记录：1920年《新青年》改组，发出建党先声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八卷一号，曾与胡适相约“二十年不谈政治”的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
这篇观点鲜明的檄文，标志着这位“五四运动总司令”已经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新青年》也自此由民主主义性质的刊物改组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社会主义刊物。
在5年前的1915年夏天，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痛感“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1919年，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向社会主义。李大钊利用他负责六卷五号编辑的机会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从此，《新青年》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关心和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随后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起，增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出至第九卷第三号止，共发表36篇文章，绝大部分译自美、英、法、日等报刊所载有关苏俄的情况以及列宁生平及其著作的介绍和资料，其中注明译自纽约进步刊物《苏俄》周报的最多。
一个有象征的细节是，从这一期起，《新青年》的封面正中绘制了一幅地球图案，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据当时编辑《共产党》月刊的茅盾回忆说，这一设计“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
《新青年》的转变，引起了胡适的反对。1920年底至1921年初，他写信给陈独秀，指责改组后的《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令《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提出要《新青年》从上海迁回北京编辑出版，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声明，但遭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反对。中国新文化思想界开始分裂了。胡适与陈独秀这对安徽老乡、五四盟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被推举为中共中央局书记。《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几经停刊复刊，坚持向读者进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激励一大批新人走向追求共产主义的道路。南粤足音
1919年，李大钊把他轮值主编的《新青年》六卷五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撰发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在繁华的广州商业旺地北京路附近，有一条安静的百年老街——— 昌兴街。
如今的昌兴街26号和28号，只是两栋普通的民宅。鲜为人知的是，九十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就在这里留下了《新青年》的光辉一笔。
那一年，陈独秀还在广东指导创办了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6个地方组织之一。而他由于忙于广东的教务缺席中共“一大”，但仍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局书记。
《新青年》南迁广州复刊
“1921年4月，《新青年》因被上海法国巡捕房查封而被迫迁来广州，就驻扎这里。”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陈弘君指着昌兴街旧房告诉记者。根据记载，当时这里是三层砖木结构楼房，楼下是专门销售进步书刊的丁卜书店，二三楼为新青年社。
《新青年》社迁到广州的当天，《新青年》第八卷第六期出版，继续宣传革命理论。而陈独秀于1920年12月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来到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教育厅长)，直到1921年9月才离穗。他在广州的这段时间，继续与无政府主义者作斗争，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中共成立之后，《新青年》继续出版，1921年出版九卷五号后一度停顿，到1922年7月出版九卷六号。结束第九卷后休刊。1923年6月，《新青年》改组成季刊，仍在广州出版，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直到1926年最后停刊。
另一位中共建党初期的“文人领袖”瞿秋白成为《新青年》季刊的主编和最主要的作者。保留至今的《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封面，正是瞿秋白亲自设计的。封面的中心是监狱的铁窗，一只有力的手从中间伸出，手中握着鲜红的绸带。铁窗下写着一句话，“革命党自狱中庆祝革命之声”。陈独秀《敬告广州青年》“勿为佣奴”
在广州越秀区素波巷的广州市第十中学的校园深处，一栋两层红砖旧楼的门楣上挂着一块木牌，上书：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和广东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诞生。
“这都是陈独秀推动的。”陈弘君介绍说，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党组织后，就致函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商约在广州建党。当时，谭平山、陈公博任教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谭植棠任教于广东法政学校，他们立即响应号召，建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一批五四青年入团。
谭平山等人还在同年10月出版《广东群报》宣传新文化。陈独秀很高兴，写信热情鼓励：“广州是我国重要的省城，在历史上是革命策源地，曾多次起过先驱作用，做出过重要贡献，而今更应顺应历史潮流，发挥更大作用。”他还在《广东群报》创刊号上发表《敬告广州青年》一文，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
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还饶有兴致地讨论起广东人是“好到无以复加，还是坏到无所不至”的善恶性质问题。他认为：“在民族性质说起来，不能以大恶的必不能为大善。所以富于保守性的康有为是广东人，富于革命性的孙中山也是广东人，富于物质主义商买性质的梁士贻是广东人，富于理想主义的刘师复也是广东人，在社会阶级上说起来坏到无所不至的，恐怕就是有产的绅士，好到无以复加的，一定就是无产的劳动者及学生。因此别人对于广东两种极端不同的批评，我以为都是事实。”“希望诸君努力扫除广州坏到无所不至的部分，勿空谈什么国家世界的大问题。”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南下广州，得到李大钊的支持，认为是传播新文化、社会主义思潮和建立党组织的好时机。陈独秀一到广州，就约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商谈建党之事。1921年春，广东共产党小组成立了，陈独秀任书记，《广东群报》为党的机关报。从1921年1月中旬起，陈独秀和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在《广东群报》上展开了一场六次通讯战。着重批判无政府主义主张不要国家、不要政府、不要法律的危害。陈独秀后来把这些论战文章在《新青年》上转载，引起全国关注。
当年这些活动的主要地点就是素波巷内现广州市十中所在地。陈独秀在此创办了广东宣讲员养成所，并定下“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群众工作的干部”之宗旨。各界青年在此听谭平山、谭植棠和谭天度等人讲课，许多学员后来成为广东党团的骨干。而陈独秀那时就住在附近泰康路的劻龙桥，他给自己的住处起了个雅号———“看云楼”，各界人士纷纷来此邀请他去演讲。
广东是中共最早成立党组织的6个地方之一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来华，到达上海，催促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月，上海的李汉俊等函电交驰，屡催陈独秀及广东代表赴沪参加“一大”。陈独秀在谭植棠家召集广东党员开会，表示自己不能去沪，因兼任大学校长，正在争取一笔钱款修建校舍，怕走后款子无法落实，所以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分别作为广州代表和他的私人代表前往参加。
1921年7月23日到31日，在这次被后人认为是“开天辟地”的中共“一大”会议上，陈独秀被缺席推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当年8月底，陈独秀辞去广东职务，离穗赴沪就任。而中共“一大”后，陈公博回到广州传达会议精神，广东党组织也是在宣讲员养成所召开党员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正式成立，成为中共最早成立的6个地方组织之一。
90年过去了，当初的革命旧迹，已成书香校园。但就在那琅琅的书声中，在那一张张依然蓬勃的青春面庞上，我们仿佛还能听到陈独秀《敬告广州青年》的不老先声。
点评
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陈弘君：广东也是建党重要基点
说起建党，很多人想起上海，其实广东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广东是全国最早建立党组织的6个地区之一，这是在共产国际的使者和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直接指导帮助下成立的。广东还是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中心，最早举行工农武装起义、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地区之一。
在中国最早接触和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就有热心向国外寻找真理的广东籍人士。孙中山早在19世纪末期流亡欧洲时，就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活动，他自称社会主义者，要求加入第二国际。梁启超是第一个用文字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中国人，“社会主义”一词就是他1902年最早引进来的。五四时期在广东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则数广东人杨匏安。马克思主义较早在粤传播，为广东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追忆
中共理论先驱杨匏安之子杨文伟：建党时鲜为人知的“南杨北李”
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南陈北李”，即陈独秀、李大钊，是他们最早在一辆逃难的骡车上“相约建党”，开启了中共开天辟地的伟业。但其实在党史上还有一个少为人知的说法，就是“南杨北李”，即杨匏安、李大钊，他们最早在中国系统宣传了马克思主义。
如今耸立在珠海市香炉湾畔的杨匏安铜像，便是这位南国革命先驱的丰碑。杨匏安最小的儿子杨文伟，已年过八旬。说起父亲的事迹，老人激动不已。
杨匏安1896年11月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乡北山村(今属珠海市)一个破落的茶商家庭。后来到日本半工半读，接触到社会主义的著述，1919年为《广东中华新报》写了八九万字介绍新文化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陆续登载了19天，与李大钊发表于《新青年》的名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差不多同时问世。1921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3名党员之一。
杨文伟说，1931年，父亲在上海被捕后，面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引诱宁死不屈，蒋介石打来电话时，他把话筒摔到墙上。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就地处决。在临刑前，父亲通过关系，秘密地给家里送出一张小纸条，纸条上主要有四点意思，一是说，“熟人”(国民党反动派)找过他了，他没有理会，告诉家人，“熟人”们送的一切东西都不能收；二是如果家人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就回到广州去；第三就是家里唯一的一台缝纫机不能卖掉，那是家里谋生的工具；四是叮嘱大儿子杨宗玄不要调皮了，要学会懂事。父亲牺牲后，周恩来曾专门关心其家属生活，令他们很感动。
红色辞典
上海“李公馆”
在繁华的上海淮海路商圈，静立着一片青色石库门房子，其中一幢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住宅，人称“李公馆”。1921年7月23日至31日，来自国内6个地方和旅日的13位代表，分别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包惠僧，还有两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就在“李公馆”一楼客厅里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事件。
嘉兴“红船”
1921年7月30日，中共“一大”会议突遭法国巡捕房密探盘查，代表们立即撤离现场。根据会议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代表们7月31日来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会议，史称“红船”（如上图，新华社发）。
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1919年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先后向中国派过多位代表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共产国际指导和帮助下成立的。
1920年，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首位代表、俄国人维经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会晤了李大钊、陈独秀，筹划并决定在中国发起建党。1921年，荷兰人马林受列宁委派，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帮助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旗帜的先声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长的李大钊发表名文《Bolshevism的胜利》，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乃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发出革命必胜预言。
“打倒军阀，打倒列强”———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所提的口号中，前两条就是“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北伐革命军正是一路唱着“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战歌从珠江之滨打到长江流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