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推出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梅世雄、黄庆华撰写的《开国英雄的红色往事》一书。本书作者力图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重现历史事件，以文学的方式弥补战争年代里新闻缺失的遗憾，为诸多耄耋之年的开国英雄树碑立传。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  

　　人物小传：危秀英，1910年生，江西省瑞金叶坪乡乌泥塘人。6岁时被卖至兴国县高兴圩做童养媳。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随红军长征，是中央红军中参加长征的３０位女红军之一。  

　　到达陕北后，又于1937年奉命回江西，出任吉安中心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1938年5月至赣南油山地区任赣粤边特委常委兼妇女部长，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争。后调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继又转战南北，先后任中共吉南地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吉林省委妇委会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妇委会书记，全国妇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华南农垦总局副局长，江西省政协常委等职。  

　　“是毛主席把我带上长征路的”  

　　 像大多数女红军一样，危秀英也是童养媳出身。   危秀英半岁丧母，６岁那年，父亲因为还不起债，９块银元把她卖到兴国当了童养媳。长到９岁，在婆婆竹梢的抽打下，她就开始挑水、烧饭、洗衣、砍柴、下田……她悄悄把父亲教她的那个标志着自己出身的“危”字，用瓦片画在睡觉的墙角下，害怕有一天会忘掉。  

　　 因此，红军到兴国时，无须多少动员，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她剪掉长发并用头巾裹上，以免家里发觉（会打她），偷偷地来到红军总部，红军把她送回家，她还是坚持要参加红军。她的主人家终于发现她的意图。有个朋友告诉她，主人家准备杀死她，危秀英把这个消息告诉红军后，红军才接受了她。

　　她自己给自己起名叫秀英，意思是要做一个优秀的人，英雄的人。  

　　 1932年4月，危秀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又调到中共江西省委任妇女部干事，妇女部部长是蔡畅，省委书记则是李富春。到省委机关所在地宁都县，蔡畅见到手粗脚健、朴朴实实的危秀英，心里十分喜欢，便说：“秀英，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危秀英一时摸不着头脑，说：“大字墨墨黑，在我眼中哪个都一样，说不出认得认不得。”这一说把蔡畅惹笑了。她笑够了才说：“秀英，从明天起我教你学文化，一天认10个字，少认一个就得认罚。”   长征出发前夕，危秀英家里又把她卖了。红军再一次解救了她。几十年后，老人还感激地回忆说，是毛泽东对她说：秀英，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要不，红军走了你还得被卖掉。  

　　从江西瑞金出发时，红一方面军的队伍中，只有３２位女红军，有2位出发不几天，就因病回了苏区，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中，女红军只有３０位。  

　　老人的回忆显示，对女红军来说，参加长征是要经过严格挑选的。第一要政治思想好，是共产党员；第二要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要身体好，能扛东西走路。连体重差一点都不行。  

　　有１００多人参加了体检——对她们中的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体检。结果，只有２０多人合格。加上免检的在中央机关和军队中工作的大姐，只有３２人被批准参加长征。   连党的元老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也被刷了下来。据说是因为体重差一斤。  

　　长征路上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女红军“矮子”
 

　　危秀英被编入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踏上了长征之路。  

　　 一方面军中的３０位女红军，编在干部休养连的有２４位。她们分成了三种身份：第一种是休养员，有邓颖超、贺子珍、陈慧清、曾玉、金维映、刘群先、杨厚珍、丘一涵。她们因为伤病、怀孕或体弱，在连队休养，也做些思想和群众工作。第二种是工作组成员，有李伯钊、廖似光、钱希均、钟月林、谢飞、肖月华、谢小梅。她们的任务是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第三种是政治战士，任务是随担架行军，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稳定民夫情绪，也参加打土豪、筹粮筹款工作，有时还要抬担架，最为辛苦。危秀英就是一个政治战士。  

　　危秀英承担着照顾4个伤员的任务，不但要找到民夫抬4副担架，而且还要做伤员和民夫的思想工作。一般都要与民夫一道共抬担架。而宿营时，她还得先安排民夫的吃住。   长征路上，刘少奇见她个子矮小，却总是背那么多东西，跑得还那么快，常常叮嘱：秀英，慢慢走，慢慢走！  

　　 有一次，危秀英负责的担架有两副掉队了，她赶紧返回去寻找。找到后，赶追队伍的路上又突然遭到敌机的袭击，抬担架的民夫没经受过这样的场面，飞机一来，扔下担架便跑，一下子就跑掉了3个，剩下的1个说自己没力气，不肯走了。当时，担架上的邓发的妻子陈慧清刚生过孩子，根本无法行走。危秀英将陈慧清背至隐蔽处，又安置了另一个伤员，然后取下自己的半袋子干粮，让那个民夫坐到隐蔽处边休息边充饥，然后慢慢做他的思想工作，从自己的身世说到红军的宗旨，眼下遇到的困难，那民夫听了后，不但自己不走了，而且还在附近找回来另外两个民夫。危秀英于是和他一起共抬陈慧清，翻过两座山才追上队伍。 

 　　还有一次，打退敌人的偷袭后。危秀英主动返回原路收容失散的同志。她发现有位正发着高烧的战士斜倚在路旁的坡坎上喘气，挪不开步。危秀英赶紧给他喂水，然后将他身上的行装全部取过背上，搀着他就走。  后面传来枪声，敌人追了上来。那战士挣扎着说：“快把我放下，你个子这样小，这样，连你都会垫进去，我，我不能连累……你！”  危秀英一时也不便说那么多，便用命令的口气说：“什么你呀我的，让你走你就快走！”这样，她连拖带背，以树丛作掩护，竟然帮助他翻过了两座大山，并帮助他回到了所在部队。

　　也许是这样的事情太多，危秀英本人并不记得。２３年后，即１９５８年，危秀英去看望蔡畅，竟然在那里又一次碰上了这位被救的病号，原来他叫廖志高，当时已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紧握着危秀英的手说：“秀英同志，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长征路上一分手，我还没向你说句感谢的话呢！” “这也许是真事。但我得到过许多帮助。这种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在长征中随处可见。”危秀英事后说，蔡大姐送过她一袋干粮，朱德送过她一根拐杖，还有数不清的战友曾向她伸出过帮助的手……   其实，危秀英在长征中，何只救过廖志高一个人！

　　1935年6月，部队到达四川毛儿盖沙窝，粮食奇缺，几乎全靠野菜和野蘑充饥。一天晚上，危秀英从藏胞家作宣传回到宿营地时，只见邓六金、廖似光、刘彩香3个女战士和哨兵、通讯员都躺在地上，身边还留着一碗黑糊糊的蘑菇汤，看样子是给她留的。从小就没少吃这种野菜汤之类东西的危秀英，喝了一口就觉得味道不对，夹起一朵蘑菇仔细看了看，觉得更像毒蘑。再看地上躺着的刘彩香他们，一个个口流白沫，便断定是野蘑中毒。  

　　可是哪里有解毒药？她急中生智，忽然抱起刘彩香的头，扒开她的嘴，将手伸进她的喉咙去掏，三掏四挖，竟把刘彩香掏呕了。她知道，要能把毒蘑呕出来人就有救了。她于是又抱起邓六金、廖似光……终于将他们一个个救活了。她还用同样的方法，救了睡在附近同一个草坪上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团长、一位政委、一位参谋长。  

　　危秀英还救过邓六金的命。进入云贵高原的大山中时，邓六金突然病了，得了痢疾，发高烧，跟不上队伍。迫不得已，她流着泪要求把自己留在老百姓家里。   危秀英向连长请求留下来，护理邓六金跟在队伍后面走。她帮邓六金背着行李，给她找水，还用刀削了一根手杖。实在走不动了的邓六金，望着个子矮小的危秀英说：“秀英，你走吧，要死就死我一个吧！” “只要我在，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来！”危秀英断然拒绝了。就这样，2个人，4天4夜，邓六金终于病好赶上了队伍。长征后，危秀英还做了邓六金的月老，介绍她与共和国两任内务部部长曾山认识。  

　　病榻上的危秀英，看起来只有不到1.4米的身高。记者简直不能想象，这样一个瘦小的被毛泽东、朱德等人戏称为“矮子”的姑娘，被美国记者索尔兹伯在他著名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形容“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的她，是如何在艰难行军中，担负起那些救人的行动的。(摘自《开国英雄的红色往事》　梅世雄 黄庆华 著　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