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现恤孤院路3号），有一幢两层高、每层两间相通的砖木结构、人字瓦顶的普通房屋，属于设有骑楼的典型旧式广州民居。楼房因年久失修，显得有些破旧，但不失宁静。1923年6月，广州进入盛夏时，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幢楼房中秘密召开。大会正式确立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实现。
中共三大召开的前夜
1922年8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回到中国，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要实行党内合作的指示。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的西湖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特别会议。马林在会上强调：“中国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各个革命阶级联盟的党，所以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到这个党里面去，来改造这个党，来共同地推动国民革命。”会议经激烈争论，最后尊重共产国际的提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原则确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按照民主原则进行改组，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
最初，孙中山对与共产党联合一事，态度也不是十分积极。可是就在这时，现实给他上了一课。
1922年6月，孙中山一直倚重的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从危难中脱险，于8月回到上海。此事对他打击很大，使其陷于苦闷彷徨之中。他沉痛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他不得不重新思索革命的出路，寻求新的同盟者。
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雪中送炭，当即发表声明，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
当时，李大钊、陈独秀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经过一席推心置腹的交谈，孙中山深感共产党人是值得信赖的。他感叹道：“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并主动邀请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党员，是不能脱去第三国际党籍的。孙中山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李大钊因此成为最早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同时，为了取得更广泛的支持，孙中山又和苏俄政府的代表越飞进行了深入会谈，并于1923年1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此后，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逐渐形成。
在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一番血的教训。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受到北洋军阀残酷的镇压。工人阶级遭到一次严重打击。由此，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势单力薄。因此，中共转为主动自觉地建立统一战线，联合国民党共同进行民主革命。
为了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已经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最紧迫的课题，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解决民主革命的策略问题。
各地举荐三大代表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三大后，各地根据中央的通知精神，按照民主程序进行了大会代表的推荐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下设北方、两湖、江浙和广东4个区，共推荐代表30多人，此外，从法国回国的蔡和森、向警予，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也参加了会议。刘仁静作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会议。马林后来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中说：“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北京、唐山、长辛店、哈尔滨、山东(济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汉口、长沙和平江（湖南）、广州和莫斯科（旅苏学生支部）。”这些三大代表是经过党员选举产生的，代表着全国420名党员。
为了安全和保密起见，代表们分批出发，尽量做到不乘同一趟车，不坐同一条船。北方区代表罗章龙在回忆那时的情景时说：“我是先坐火车到天津，转乘海轮去上海，再坐船到广州的。到广州后，我们立刻换上了一套半长不短的‘唐装’，一副广东人打扮。广东区委派有专人负责接待。当时广东区委对外的代号是‘管东渠’。我没有固定住所，时而在谭平山家中，时而在广东区委机关，有时还住在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的住所。我第一次到广州，道路很不熟悉，几乎每一次开会都有人来指引，带我们去会场。”
江浙区代表、时任江浙区委书记的徐梅坤回忆说:“我和王振一是从上海坐船走的。和我们同船前往的还有李大钊、陈潭秋、于树德、金佛庄等人。于树德和金佛庄是江浙区委下辖杭州支部的成员，他俩都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当时于树德生活困难，没有钱买船票，我给他出主意，他就把邻居一位朋友妻子的金手镯借来卖掉，买了船票。船不能从上海直达广州，途中必须在香港停留一天。到达广州后，广东党组织派人接我们。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发现毛泽东、向警予、蔡和森、张太雷、瞿秋白、陈独秀以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等同志都已经到了广州。因其他代表还没有到齐，我们休息了两天才开会。”
陈独秀作主题报告
在大会正式开幕前，举行了两天预备会议。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向警予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预备会议。预备会议为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了党纲、党章和各项决议的草案，并对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进行了讨论。
1923年6月12日，出席三大的代表在广州东山区恤孤院后街31号聚齐，中共三大正式开幕。陈独秀在会上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二大以来的工作情况和经验教训，着重说明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他说：“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远东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陈独秀在谈到西湖会议时说：“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报告最后检讨了中央和各地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指出：“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许多知识分子怀着革命精神加入了我们党，但是对我们的原则没有认识。工人表现出有脱离知识分子的倾向，常常缺乏求知的愿望”。“宣传工作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要在妇女中进行工作，女党员的人数也还太少”。“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报告在谈到中央委员会的缺点和错误时指出：“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5个中央委员经常不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了损失。”在谈到地方上的工作时，报告表扬了湖南的同志，指出他们“工作得很好”。
陈独秀作完报告后，各地区委员会的代表分别介绍了本地区的工作。陈独秀又作了《中国时局和国际政治形势》的报告。马林作了关于国际形势与国际工人运动的报告。瞿秋白作了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报告。
大会总结了“二七”惨案的经验教训。陈潭秋作了京汉铁路“二七”惨案的报告。孙云鹏作了“二七”惨案被捕工人救济工作的报告。张国焘作了关于铁路工会情况的报告。会上还散发了刚出版的《京汉工人流血记》小册子。大会在讨论“二七”罢工问题时，发生了争论。有人认为“二七”罢工损失太大，是打了败仗，得不偿失。但多数人认为，“二七”罢工虽然遭受了一些损失，可是意义重大，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赞扬。
代表们激辩国共合作
关于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虽说是水到渠成，但在三大会场上，还是经过了激烈争论的。如今从荷兰保留的马林档案中，可以了解许多细节。在有关三大的笔记中，马林概括地记录了每一个人的发言。
在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陈独秀和马林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应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该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他们强调国民革命是党在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不要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实现国民革命。这符合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和资产阶级暂时妥协与合作的策略思想。但是，他们低估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高估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作用，会使党在同国民党的合作中降到从属地位，不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
瞿秋白、张太雷等在发言中表示赞成马林、陈独秀的主张。瞿秋白的发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主要观点是：
1、虽然资本家来自封建阶级，但他们在这个社会里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
2、没有无产阶级参加，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不会成功。
3、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尽相同，可分两种。
4、我们的职责是领导无产阶级推动国民党，使其摆脱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
5、如果我们--作为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参加国民党，后者就势将寻求军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助。
6、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
……
张国焘、蔡和森等代表则反对陈独秀和马林的意见。他们虽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认为共产党还有自身的特殊任务，即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应当同时进行。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做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他们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的观点虽然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脱离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任务，势必导致共产党的孤立。
不难看出，争论双方的认识都有正确的一面，同时又存在片面性。相比较而言，陈独秀等人赞成与国民党合作的意见，更符合国民革命的中心任务。
合作方针的确定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和以下8个决议案：《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劳动运动议决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青年运动决议案》。
大会通过的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勿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
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分析了国民革命的重要性，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议决案还分析了国共两党的社会地位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议决案还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为此，中国共产党“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
大会通过的其他决议，也体现了国民革命的这一精神。
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央领导层
大会最后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其余4名中执委分派驻京、粤、鄂、湘4个地区：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湖北、朱少连驻湖南。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各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
这样，共选出了14人组成新一届中央领导成员，但候补执行委员李汉俊从未到职，张连光也没有到职，不久携款潜逃，这两人应当排除。这样，实际上参与第三届中央委员会领导工作的是余下的12人，其中毛泽东是首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在瞿秋白的日记里，我们看到选举几位中央委员的票数是：“独秀（40），和森（37），守常（37），荷波（34），泽东（34），朱少连（32），平山（30），项英（27），章龙（25）。候补：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
第二届中央领导成员中的多数人，如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李汉俊、邓中夏继续当选，而且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的得票都很多。
同前两届相比，第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具有新的特点：一是新成员居多；二是第一次有产业工人成员；三是出身劳动家庭者居多，代表性广泛。总体来看，正如三大代表罗章龙所说的：“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显示了工人革命政党，阵营颇为严整，工作效能也高，为前两届中央所不及。”
三大完成各项议程后，于6月20日闭幕。最后一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陈独秀提议代表们唱《国际歌》，但由于会场附近居民较多，为安全起见，全体代表来到黄花岗，由瞿秋白带领大家齐唱《国际歌》。这是中共党代会史上第一次唱《国际歌》。此后，在闭幕式上唱《国际歌》的做法，为历届党代会和其他重要会议所沿用。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理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正确地制定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这一策略方针的确立，使党能够团结各民主阶级的力量，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大大加快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另一方面，这次大会在批判党内“左”倾错误的同时，对国民党估计过高，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低，对革命领导权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对农民问题和革命军队问题也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右倾错误已见端倪。
